美国基础科研罕见收缩，全球大批新药将胎死腹中？,美！国创新药占比

更新时间：2026-01-22 01:23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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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ublic Bas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Comparison o

2025年1月中旬]，备受]业界瞩目的摩根大通年度医疗健康大会（JPM）在旧金山落幕。资本仍在寻找下一个重磅新药，而美国基础科研体系却正在经历一次罕见的“收缩”。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的历史性削减，使科研界笼罩在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也将一个深层问题重新推向公众视野：如果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更多实验室关门，会影响未来新药的产出吗？公共资助与药物产业创新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撰文 | 李娟 2025年NIH大幅削减科研经费 2025年，美国医学科研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实施大规模拨款削减与项目冻结。截至2025年11月，NIH近2500项拨款约23亿美元的未支出资金被冻结或终止，其中单笔数额最大的损失是西北大学Lurie癌症中心的一项资助，涉及剩余资金约7700万美元。 由此引发的争议声浪持续扩散：这一政策引发了怎样的担忧？其背后的核心冲突又是什么？ NIH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在科学知识无国界的前提下，其资助水平直接影响全球医药创新的节奏。创新药研发从来不是药企的“单线作战”，而是一项需要学术界、政府、产业界持续协作的系统工程。 然而，白宫在预算文件中给出的削减理由则非常直接：NIH存在研究重复、资金分散与效率偏低的问题，通过削减经费可倒逼科研体系提高效率，并将更多研发风险交由市场与制药公司承担。在支持者看来，NIH每年动辄数百亿美元的投入，大多集中在基础研究这一“看不到成果”的领域，与最终能够转化为上市新药的产出相比，其效率似乎难以匹配。 此外，“双重付费”（double payment）也成为政策辩论的焦点。质疑者认为：纳税人先通过公共资助推动基础研究，而当这些成果转化为专利并授权给药企后，公众还需为高昂药价再次“买单”。这种“公共投入—私人收益”的模式，引发了对公共科研社会契约的激烈讨论。 在部分经济学者看来，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基础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充分投资时，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可能被视作效率偏低，甚至成了对大型药企的变相补贴。 但科学界与医药产业界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们更愿用“新药大厦的地基”来形容基础研究的价值：公共资助承担着最难也最关键的早期探索，没有扎实的“地基”，后续的技术突破与商业化更无从谈起。考虑到药企天生追求风险规避与盈利稳定，而新药研发周期动辄十年、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成功率不足 10%，让药企独自承担全部早期探索并不现实。至于公共投资与商业收益之间的矛盾，则更需要制度设计而非简单地削减投入去解决。 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更接近事实？一系列跨领域的实证研究给出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公共基础研究是创新药的重要推手 多项跨年代、多维度的研究一致表明，公共基础研究显著推动创新药产出，美国高校与NIH是FDA获批新药背后最关键的力量。 2025年9月25日，麻省理工学院在Science发表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研究，为公共资助对创新药产出的贡献提供了关键量化证据。研究聚焦NIH经费缩减对新分子实体（NME，FDA对核心创新药物的定义）的影响。 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情景：假设NIH在1980-2007年间减少约 40%的经费，那么哪些受NIH支持的研究将被视为“易被削减”？进一步分析这些被削减研究与后续药物开发之间的联系，结果令人震惊——若减少40%经费，将直接影响2000年以来超过50%的新药审批。更重要的是，这项分析仅针对小分子药物，并未纳入疫苗、基因/细胞疗法、诊断技术等更依赖基础研究的领域。换言之，实际影响只会更大，甚至足以让全球创新药“产线”停摆一半。 然而，过去确实存在不同声音。例如Acemoglu和Linn在2004年的经典经济学研究中认为，市场规模才是创新药的核心驱动力，公共基础研究与新药产出之间未见显著关联。一些市场派学者更进一步主张，过度依赖政府资助会“挤出”企业创新动力，只有完全交给市场才能真正促进有效创新。 但这些观点是否经得起更大规模、更精细的现实数据检验？ 后续的实证研究逐一给出了否定答案。过去几十年间，美国获批的“同类首创药物”（First-in-Class）——即真正开创新治疗路径的新药——绝大多数都来源于NIH资助的基础科学突破，而非产业界的直接创新。 2011年，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Andrew Toole进行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他整合1980-1997年FDA批准的新分子实体数据后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数字：NIH基础研究存量每增加1%，新分子实体数量就会增长1.8%。这一“弹性系数1.8”意味着公共资助呈现显著的倍增效应，其驱动力甚至超过产业自主研发投入（弹性系数0.78）。也就是说，从药物创新的实证效果看，公共基础研究比企业研发更能驱动源头创新。 更令人意外的是投资回报率：根据六大治疗领域的药品销售数据推算，NIH基础研究的直接经济回报率约为43%。即每投入1美元，将在后续药物销售中带来0.43美元的年收益——而且，这还不包括医疗成本减少、生命质量提升等难以量化的社会效益。因此真实回报更高。 2023年的一项研究则通过更近年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证据：对2010-2019年FDA批准的356种药物分析后发现，其中99.4%获得过NIH资助，总额达到1870亿美元。平均计算，NIH对每款药物投入14.4亿美元。但由于同一项基础研究往往能支持多个药物开发，按每个靶点平均2.85个药物计算，NIH对每个具体药物的分摊投入折算为5.99亿美元，与药企自身投入持平。 2025年6月，美国石溪大学研究者在STAT撰文，宣布了一项更令人瞩目的发现：2020-2024年间，50%的美国新药依靠高校专利支撑，美国高校贡献占其中的87%。 上述跨越不同年代、不同药物类型的研究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公共基础研究不仅承担最前沿的风险，更是创新药诞生的核心动力。没有公共资助的长期投入，全球创新药的产出将难以维持目前规模。 公共资助的关键角色：为新药打开第一道门 Andrew Toole的模型显示，公共基础研究、产业研发与市场规模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要实现最大创新产出，必须三者协同。 然而，在创新链条的具体分工中，公共资助到底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为什么它的价值如此不可替代？ 药物从发现到上市通常要经历“药物发现 → 临床前研究 → 临床试验 → FDA 审批”四个阶段。最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集中在早期阶段：靶点是否有效难以预测、早期分子能否成药也常常无法判断。由于药企天生要规避风险、追求既定利润，它们更愿意在成熟靶点上做迭代，而不是在未知领域“摸黑前进”。 于是，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承担了整个创新体系中最艰难却最重要的一环：为药物创新打开第一道门。 其核心贡献包括：解析疾病机制；识别高潜力靶点；提供通用技术工具；突破长期瓶颈的关键科学问题。这些工作距离新药上市虽遥远，却是链条中不可或缺的起点。 图1：药物研发流程 | 图源：参考文献[6] 两个经典案例展现了这一逻辑。 实例1：降压药卡托普利 卡托普利（ACE 抑制剂）是公共基础研究孕育创新药的典型案例。从基础概念出现到药物上市，接近50年。这一过程清晰展示了科学积累如何层层推动药物的诞生。时间逻辑如下： 1934年起：公共资助推动基础研究首次揭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为理解血压调控奠定路径。 1950年代：在NIH支持下，研究者发现血管紧张素I在ACE作用下转化为血管紧张素II，后者是强缩血管分子，是高血压关键机制——靶点由此清晰。 1960年代：公共研究推动巴西团队从蛇毒中分离出ACE抑制活性物，为药物分子设计提供关键模板。 1970年代：施贵宝在此前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持下，成功合成卡托普利。1981年：卡托普利获FDA批准上市。 卡托普利不仅改变了高血压治疗，也催生了一大类ACE抑制剂（如依那普利、赖诺普利），广泛应用至今。1999年，Cushman和Ondetti因卡托普利研发获拉斯克奖，背后实质上是前几十年公共基础研究的胜利。 这一案例突出展示：从基础研究开始到新药获批，往往需要数十年的累积，而这一段最关键的链条几乎完全依赖公共投入。这也解释了公共基础研究为何常被低估——早期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存在17-24年的滞后期（Toole），短期内似乎“无效”，但长期价值极高。 实例2：GLP-1降糖减重药物 作为今天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百亿神药”，GLP-1的百年研发史更深刻地展示了基础研究如何缔造药物时代。其核心时间线如下： 20世纪早期：公共资助推动研究者发现“肠促胰素效应”——口服葡萄糖比静脉注射更促胰岛素分泌，提示存在肠道激素。 1960年代：Habener团队发现胰高血糖素前体，GLP-1研究的必要基石。 1980年代：Mojsov鉴定GLP-1活性片段，Drucker与Holst解析其降糖作用机制，GLP-1被明确为潜力靶点。 1990年代末：公共平台研究支持下发现来自蜥蜴毒液的Exendin-4，为解决GLP-1半衰期短的瓶颈提供关键突破。 近二十年：脂肪酸修饰、口服制剂、多靶点设计等一系列来自基础研究的新技术推动GLP-1从降糖扩展至减重与心血管保护。 表1：GLP-1从基础研究到创新药研发历程 | 图源：作者整理 2024年，Habener、Mojsov、Knudsen三位研究者因其贡献获拉斯克奖。从整体时间轴来看，GLP-1药物从机制发现、技术突破到产品迭代，跨越近百年，是公共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协同的典范。 图2：GLP-1基础转化研究持续为慢性代谢疾病患者拓展治疗选择。（A）GLP-1促进胰岛素分泌的数据，为 2005 年首个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获批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T2D）提供了支持。（B）GLP-1及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通过GLP-1受体（GLP-1R）发挥作用 | 图源：参考文献[7] 公共资助在新药研发后期依然不可替代 事实上，公共资助的价值并不止步于早期研究。在药物进入临床阶段后，公共部门仍发挥了广泛而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常被忽视。 2019年的一项研究回溯2008-2017年FDA批准的248种新分子实体（NME），发现：25%的药物在临床后期依赖公共部门支持；其中19%来自高校研究，6%源于高校衍生企业（如基于埃默里大学的丙肝新药索非布韦）。 这些在后期仍获得公共支持的药物更可能获得FDA的优先审批或突破性疗法认定，意味着它们在临床需求上更具价值，如罕见病、耐药感染等领域。 2021年的另一项研究专门分析了2008-2017年获批的69个新型生物制剂，结果显示：42%在研发后期仍获得公共机构支持，包括核心专利、技术授权、注册临床试验等。相比之下，此类药物更可能进入FDA的加速审批路径（如优先审评、快速通道、孤儿药等），从而显著提升创新效率。 因此，即便在研发后期的资金投入主要依赖产业界自身，但公共部门的支持依然在推动新药跨越临床试验与上市审批的关键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2：2008年至2017年期间，有公共资金参与后期研发的生物制剂 | 图源：参考文献[8] 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基础研究不仅产出了理论成果和数据，更催生了大量可直接用于药物研发的技术工具，成为制药行业的“通用基础设施”。正如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各行各业，基础研究孕育的技术平台也深刻改变了药物研发流程。 以NIH资助的研究为例，CRISPR基因编辑技术、RNA干扰技术、分子对接算法、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疾病模型等，已经成为全球药企研发体系中的关键工具。它们能够大幅缩短靶点验证周期，帮助研究人员更快速地判断一个靶点是否值得投入；同时提升候选药物进入临床阶段的成功率，降低全行业研发成本——而这些效益远非单一药物的经济回报所能衡量。 不过，也有观点从更批判的角度解读公共资助的强势角色，认为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药企内部创新能力的下降。随着行业整合、外包研发和外部授权变得普遍，药企对外部学术力量的依赖不断增强，导致内部管线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如果未来学术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出现偏差，或公共资助减少，将可能进一步加剧产业端管线断裂的风险。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公共资助不仅要保障资金规模，更需在研究方向上与临床需求协同共振。 医药创新的中国模式：优势与挑战并存 公共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推动创新药产出的关键因素，中国同样遵循这一规律。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等机构承担，其中医学科学相关项目占比超过五分之一，并持续增长。 在医药创新领域，中国过去十年呈现出鲜明的发展路径：国家层面强调“应用与转化”导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产学研协同基金、地方资金与产业资本形成合力，贯穿创新链条。 与此同时，中国药监体系的持续改革，也为行业创新“铺路搭桥”。例如，临床试验从审批制转向默示许可制，大幅缩短审评周期；药审标准与国际接轨，流程逐步现代化。这些制度层面的优化，使从靶点发现到临床试验的路径大幅压缩，显著提升了创新药研发效率。 种种变化推动中国医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创新药研发的规模和速度上持续攀升，IND申报数与注册临床试验数量连年增长，高质量出海药物不断增加。2025年中国创新药交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跨国药企对中国资产的预付信心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临床参与度显著提高。尤其在肿瘤与免疫领域，中国创新药获得FDA/EMA批准的数量快速提升，逐渐改变“以仿制药为主”的行业刻板印象。 表3：中国生物医药临床转化与商业化数据 | 图源：作者整理自参考资料[13] 但在亮眼的成绩背后，中国创新药研发仍面临结构性挑战：原始创新不足、靶点集中、同质化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积累不足，与美国高校深厚的基础研究体系相比，中国在原创性、系统性研究方面仍有差距。这使得在新靶点发现、机制解析等药物研发最上游环节难以取得突破。 因此，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构建高质量的原创创新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成为中国创新药未来实现全球性突破的关键。 结语 综上，公共基础研究资助不仅奠定“药物发现”的起点，还深度参与临床试验与审批阶段，是创新药的“全程陪跑者”。对全球医药行业来说，如何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保持基础科学的源头活力，如何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发展，如何协调公共投入与市场机制，将是关乎亿万人类健康的重大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1] Impact of NIH Grant Termination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May 6, 2025 [2] Pierre Azoulay et al., What if NIH had been 40% smaller?.Science389,1303-1305(2025). DOI:10.1126/science.aeb1564 [3] We set out to quantify U.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medicines. The results stunned even us. By Kevin Gardner and Michael Kinch. https://www.statnews.com/2025/06/06/us-universities-fda-approved-drugs-research-patents-orange-book/?utm_source=chatgpt.com [4] Andrew A. Toole. The Impact of Public Bas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 ZEW Discussion Paper No. 11-063, 2011. [5] Galkina Cleary E, Jackson MJ, Zhou EW, Ledley FD. Comparison of Research Spending on New Drug Approvals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v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10-2019. JAMA Health Forum. 2023;4(4):e230511. doi:10.1001/jamahealthforum.2023.0511 [6] B. Michael Silber,Driving Drug Discovery: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Academic Labs.Sci. Tran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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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塙宣之